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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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军队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先后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和《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和撤出“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此后,“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三支两军”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在总体上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从而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
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命令》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要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2月11日,中央军委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要求全军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的颁布,对稳定军队起到了很大作用,受到全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欢迎。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其他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斗争。2月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稳定等问题,斗争达到高潮。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等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纪要》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致使谭震林、陈毅等人受到了批评。2月25日~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正式为“二月逆流”平反。
驻京部队文艺单位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演出活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在活动中,观点对立的两派发生武斗事件(即五一三事件)。事件导致军队领导层内部混乱与分裂,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氢弹爆炸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武汉的一些群众组织和解放军的一些指战员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反革命事件”。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七二○事件和受迫害的人员平反。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人组成,吴法宪负责。9月底,补充杨成武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后,3月25日,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常委会停止工作,军委办事组代行军委常委会职责。由此,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