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著作

军事著作是军事科学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集中反映人类关于战争准备与实施、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其产生和发展受军事实践活动、军事科学研究著述者以及印制技术水平等因素的直接制约。军事著作属于社会科学著作的范畴，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著作关系密切。在整个人类的科学殿堂及其著作宝库中，军事著作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军事著作的基本问题

认识军事著作的基本问题，需要正确把握其内涵与分类、基本特征、地位与作用等。

军事著作的内涵与分类 军事著作是战争与军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由于战争形态、社会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不同，对其称谓也有所区别。如中国古代曾称其为“兵书”、“武经”、“兵家”书、“兵法”书、“兵学”书等，西方有些国家则在史书中记述着军事方面的内容。近代以来，称其为“军事学著作”、“军事科学著作”等。尽管称谓不同，外延有异，但其内涵的主题、主旨都离不开战争和军队。《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将“军事”界定为“一切与战争和国防直接相关的事项，主要包括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活动。”1999年版《辞海》的“著作”释文为“著书或作文”。据此，“军事著作”应该包括探讨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活动的书或文。

军事著作的分类比较复杂。一般地说，按印制技术，从古到今，相继出现过简策书籍、缣帛书籍、纸写书籍、雕版书籍、活字印刷书籍、影印书籍、激光照排印刷书籍等。按出版方式和发行范围，军事著作主要受保密因素的严格制约，通常可分为正式出版和未出版、公开发行和内部使用类；事实上，凡已面世、能让世人共享的军事著作，特指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的军事类读物。按军事著作的内容，不同的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其分类方法不尽相同；即便是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对军事著作的分类也会有所区别。

中国古代对军事著作内容分类的方法有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是：西汉时期任宏把军事著作区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唐代李靖将其区分为《谋》、《言》、《兵》三门。当代学术界则按内容将其区分为兵法、兵略、训练、阵法阵图、兵制、兵器、城守、乡兵团练、军事地理、名将传略、军事后勤、兵阴阳等类；按编纂体例或著述体裁区分为综合性兵书、军事类书、军事丛书、辑评体兵书、杂纂兵书等。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外军事著作的分类方法更为多样。大多是基于满足军事实践、军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对军事著作的需求，从历史时期、阶级属性、国别和知识属性等多种角度加以区分。按历史时期，区分为古代军事著作、近代军事著作和现代军事著作等。按阶级属性，区分为奴隶主阶级军事著作、封建阶级军事著作、资产阶级军事著作、无产阶级军事著作等。按国别，区分为中国军事著作、美国军事著作、俄罗斯军事著作、英国军事著作等。按知识属性，区分为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类、战略类、战役类、战术类、军队指挥类、军制类、军队政治工作类、军事后勤类、军事装备类、军事训练类等。但由于世界各国社会发展进程不同，其区分的具体标准和方法也不尽相同。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军事著作门类设有中国军事著作和外国军事著作两个学科。根据这两个学科的内容和范围客观存在的差异，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中国军事著作学科按历史时期分为古代军事著作、近代军事著作和现代军事著作，现代军事著作部分按照《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编纂体系，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与军事家”、“军事思想”、“战略”、“作战”、“国防建设”、“军事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军事后勤”、“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军事法”、“国际军事”、“军事历史”、“军事人物”、“军事环境”和“军事工具书”。外国军事著作学科采用历史时期与国别相结合的分类方法。即按历史时期分为外国古代军事著作、外国近代军事著作和外国现代军事著作三部分，外国现代军事著作部分又按国别分为美国、苏联/ 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其他国家和地区军事著作。鉴于K.马克思、F.恩格斯、V.I.列宁、J.斯大林的军事著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军事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将他们的军事著作置于外国军事著作之首。

军事著作的基本特征 围绕战争准备与实施、国防和军队建设而展开的军事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由于战争作为一种“流血的政治”，具有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目的的对抗性，以生命财产为代价的暴烈性，以交战条件的不可重复性和战场情况的盖然性等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鲜明特征，由此从根本上决定了军事著作在著述动机、内容主旨、适用时间、检验条件和发行范围等方面，既有社会科学著作的一般特征，更有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著作的突出特征。

著述动机的政治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成为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战争形态的演变也没有改变战争的政治属性。与此相适应，古往今来，大凡卓有建树的军事理论家和富有真知灼见的军事著作，其著述动机和判定标准，都是建立在特定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孙武研究兵法，动因在于他认定：“兵者，国之大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方法论，丝毫也不掩饰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观点。在现代条件下，如果说诸多学科领域的著作都更加讲究“科学无国界”、服务于全人类，但军事著作更加注重于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内容主旨的对抗性与社会生产活动相比，战争及其他军事活动具有更加激烈的对抗性。举凡战争，都对人的生命和社会的财富造成严重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损毁人类生存的条件。尽管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正义的、进步的、革命的战争，不仅是遏制和反对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的强力手段，而且是直接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体制，推动社会前进的有力杠杆。由此决定了军事著述都追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赢得战争胜利，且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借鉴外国的军事著作，大多也是为了“借他山之石以攻玉”。

适用时间的未来性在人类战争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的具体交战条件都是不同的。如果说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实验活动中，讲求同样条件下的相同结果，那么，“战胜不复”则是战争的突出特征。由此决定了军事科学本质上是一门面向未来的科学。与此相适应，军事著作从根本上说是为指导未来军事实践服务的，前瞻性和创新性是其理论生机与活力的必备因素。不同时期的军事著作，受军事实践现状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制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时的军事实践规律，不可能一次穷尽军事实践的所有规律。军事著作要达成服务未来军事实践的目的，就必须加强科学预测，敢于并善于进行理论创新。

检验条件的局限性军事著作源于军事实践，又服务于军事实践，并最终接受战争实践的检验。在此过程中，正确揭示军事规律的军事著作得以传播和继承，与军事实践不相适应的军事著作则被修正和补充，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军事著作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与其他领域的著作及理论显著不同的是，主要由于战争对生命财产造成的损伤极度惨烈，代价殊为高昂，人们通常不可能单纯为了检验某部军事著作、某种军事理论，而去发动一场战争，通常只能利用近似实战的条件进行检验。这种检验条件的局限性，加上战场情况的盖然性，意味着在实际指导战争等军事实践的过程中，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对军事著作承载的军事理论，必须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发行范围的选择性自从军事被当成“国之大事”后，战争指导者就遵循“大事不与众谋”的定则，严格控制着谋兵论战的范围。现代条件下，世界各国对于正在或即将实行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战争与作战指导理论、武器技术发展及其决策等方面的军事著作，通常以内部读物、军用文书、秘密文件的形式，不予公开或严格保密，使之成为控制读者范围或只能择期解密档案资料；多数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军事著作，其内容都需经过保密处理。相比之下，前者的实践指向性更强，理论和学术价值更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程度也更加紧密；后者多以揭示一般规律、总结基本特点、阐释普适原则、传播通用知识而见长。但是，人们往往可以借助后者寻觅端倪，透过微妙变化，辨识特定对象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动向。

军事著作的地位与作用 军事著作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是由其基本使命和对指导军事实践的特殊功能决定的。在人类著作宝库中，唯有军事著作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争取长久和平为核心内容。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指导军事实践的导向功能，决定了军事著作能够发挥其他著作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为保障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理论导向生存与发展构成国家的两大基本利益，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生存是人类繁衍延续的第一需要，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是生存的条件。中外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安全统一和稳定。无论是确保国家的内政不被干涉、主权不被侵犯、领土不被分裂和占领，还是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争取世界和平，都离不开军事著作提供的正确理论导向。

为认识军事问题提供重要手段总体看，人类研究战争，不外乎解释战争为何物，弄清仗怎么打、军队怎么建。这就意味着战争观与方法论是认识军事问题的重要手段。古今中外许多军事著作，都含有丰富的哲理性，有些甚至是所处时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如中国《孙子》中阐述的利害、众寡、分合、虚实等一系列矛盾现象，以及从中揭示的战争一般规律，就渗透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军事著作，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创立了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人们可以据此正确判断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坚持以正义的、进步的、革命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战争。军事著作中揭示的军事领域的基本规律，以及所反映的思维原理、原则和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增强认识军事问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军事著作通过对军事现象的阐述或记载，揭示某些具体事件的真相，展现相应历史时期人类的军事认识水平。系统全面地考察军事著作，有助于借鉴历史上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和由经验升华的军事理论，不断提高认识军事问题的理论思维水平。

为军事实践提供理论服务军事著作对军事实践的服务作用，贯穿军事活动的始终，体现在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军事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发展、武器装备的研制和更新等，都离不开军事著作的理论支撑。军事著作还可为军事实践指导者提供“知彼知己”的有效途径、趋利避害的历史镜鉴、出奇制胜的锦囊妙计、破解难题的间接经验、理论前沿的方位“坐标”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战争实际出发，创作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军事著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著作的内容日益广泛，形成和发展了许多更实用、更先进的军事理论，在建设现代化国防和军队，夺取未来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中，地位和作用将日益提高。

为培养军事人才提供基本教材军事人才是兴军之本，也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军事人才的培养既要参加军事实践获取直接军事经验，又要通过研究学习军事著作获得间接军事经验。在冷兵器时代，人的体能和使用兵器技能是衡量战斗力强弱的重要标准，军队数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当时多以参加军事实践获取直接经验的方式来培养军事人才。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武器装备复杂多样、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作战方式和手段不断更新，更加注重学习军事著作获取间接经验，军事著作被广泛使用在军事院校教育、部队训练、武器装备操纵与维修、政治教育等诸多方面，在培养军事人才方面发挥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的作用。

为社会其他领域提供重要借鉴军事著作的发展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诸多质量上乘的军事著作，揭示了战争和国防建设等军事实践的基本规律，并据此提出遵循规律的原理或法则，对经济、政治、文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许多有关战略、战役与战术的理论、法则，不同程度地为国家制定政策和策略提供理论借鉴，有的产生了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如《孙子》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指导原理，已被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广泛运用。军事著作总结提出的许多重要原理、法则，作为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发挥着应有的社会作用。

军事著作的产生与发展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战争与和平交替出现，但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军事活动总是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著作则与军事实践如影随形、须臾不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及战争形态的演变，人类对军事问题的认识逐步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分散到系统，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阶段，军事著作逐渐丰富起来。

古代军事著作 古代社会科技水平相对低下，战争形态相对稳定，作战样式与手段比较单一，加上其他因素的制约，军事著作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手段较为单一，数量也相对有限。早期的军事著作多以记述战争史实为主。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频繁发生，加上人类思维能力的逐步增强，深化了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一些经典的军事著作应运而生。其中，中国、古代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成就尤为显著。

外国古代军事著作世界上关于战争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中石器时期。据考古发现，在西班牙勒文特地区有反映原始人作战的壁画。在一些古代文献中，也有关于原始社会末期战争的记载，如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古印度《摩诃婆罗多》中的十王战争等。但早期的战争规模很小，武器非常简陋，战斗方式也很简单，因而对其记述也比较简单。进入奴隶社会后，军事实践有了较大发展，战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常性社会现象。较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古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希腊、罗马等国，为扩张领土和掠夺奴隶，频繁发动战争，进一步推动了军事著作的发展。这一时期，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军事著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等。这些军事著作基本反映了古代欧洲国家在军事理论上的状况。其主要观点有：为赢得战争胜利，必须政治、外交手段和军事打击并用；用兵之道，计谋胜于刀枪；军队的力量在于指挥官和纪律，没有优秀的指挥官将一事无成；统帅的艺术在于根据战场情况采取行动；战争艺术的基本原则是避免分散兵力，作战指挥的要旨在于选择时机、迅速行动和击敌要害；正确编组战斗队形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前提之一，应考虑参战兵力和地形条件等进行编组；突然出击最能使敌方惊慌失措等。公元1世纪时，军事著作的理论色彩比以前更为浓厚，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如古罗马弗龙蒂努斯的《谋略》以及后来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少数军事著作问世。拜占廷帝国佚名作者著的《将略》，主要论述了战术问题。稍后有里欧的《战术》以及意大利N.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等。在亚洲，日本在与盛唐时期中国的交流中，学习到许多古代兵学知识，并结合军事实践实际，创作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军事著作，如《斗战经》等。

中国古代军事著作中国古代早期军事著作多见于国家的典章法令和其他文献中。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已经有关于参加战争的人数、编组和作战队形等情况的记载。在西周金文《不簋盖铭》中，有关于在军事行动前对军队的行进速度、战场地形条件等问题作周密考虑的记载。此外，在《尚书》、《周易》等典籍中，也包含一些对军事问题的记述。产生于春秋以前、后亡佚的军事著作《军志》和《军政》，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兵书产生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激烈，加之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使人们对战争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中国古代军事著作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专事总结和探索战争指导问题的军事著作相继问世，具有代表性的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其中，《孙子》是最杰出的代表。该书系统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标志着中国古代兵书达到了高度的成熟。明代茅元仪曾评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 兵诀评》）《孙子》于唐代中期传入日本，18世纪后期传入欧洲，对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秦汉至五代时期，古代军事著作的发展一度陷入低潮。秦始皇为防止六国贵族复辟和人民反抗，收缴并销毁民间所藏兵书。西汉时期，国家又重新整理兵书，出现的《黄石公三略》和《淮南子·兵略训》等，都是重要的传世著作。但由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兵家地位下降。封建统治者大多忌讳民间谈兵，兵书也改由国家收藏，影响了编纂和流传，有些兵书或遭焚毁、或散佚不见。史籍所录兵书自汉至唐呈递减趋势。虽然如此，在《史记》、《汉书》等各代史籍中，仍有大量记述兵制史、战争史和军事人物的内容。从残存的片段来看西晋司马彪的《战略》，像一部通过战争史论述谋略的著作。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志中，有不少有关军事地理和军事历史的内容。初唐类书《艺文类聚》和中唐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典》，都分门别类地汇集了许多军事理论观点和军事历史资料。

自宋代开始，火药广泛运用于实战，战争样式和战略战术等发生很大变化，使记录战争经验的兵书内容焕然一新。兵书数量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随着雕版印刷的推广和活字印刷的发明，以及造纸术的提高，使印制大部头的兵书成为可能。统治者组织编纂出中国第一部官修综合类兵书《武经总要》，将《孙子》等七部兵书汇编成《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必修课程。在朝廷的带动下，一大批学者也纷纷就军事问题著书立说，先后出现了《何博士备论》、《守城录》、《历代兵制》、《十一家注孙子》、《施氏七书讲义》、《翠微先生北征录》等。所有这些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著作进入复兴阶段。明代北部边警频仍，中后期东南倭寇成患，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经武练兵及充实边防的许多新鲜观点和有效措施，各具特色的军事著作纷纷问世，古代军事著作的发展进入兴盛阶段。如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的《筹海图编》；以练兵、教战、用器、布阵见长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阵纪》；精于火药与火器研究的《兵录》；军事学内容详备，并收有郑和航海图和神火飞鸦等罕见资料的《武备志》；传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神器谱》、《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清代初年，出现了综述山川险易和用兵得失的军事地理学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戎政典》，汇集了历代各种军事资料。鸦片战争前夕，还出现了一些总结实战经验或论述防务、训练的兵书，如《筹海初集》等。

近代军事著作 近代军事著作随着近代军事的发展而发展。其总体特征是：欧洲一些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率先实行军事变革，军事理论发生革命性变化，代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资产阶级军事著作迅速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著作诞生并日益丰富。

外国近代军事著作 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禁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也为军事著作大发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7世纪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和国防建设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资产阶级军事著作逐步发展起来。其中，西方近代军事著作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军事科学的发展轨迹，代表着世界近代军事理论成果的总体水平，主要有C.von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A.H.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A.V.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A.T.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和《海军战略》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飞机、坦克、航空母舰、潜艇等机械化兵器大量装备军队，随之出现了论述各种机械化战争理论的著作。如德国E.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意大利G.杜黑的《制空权》，英国J.F.C.富勒的《装甲战》，英国B.H.利德尔·哈特的《战略——间接路线》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机械化部队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机械化部队的组建和使用原则等问题，逐步完善了机械化战争理论。与此同时，日本的近代军事著作也有一定发展，在战争基本理论和作战理论方面推出了不少著作，如《统帅纲领》、《作战要务令》等。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为指导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次正确揭示了战争和军队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军事领域的若干基本规律，确立了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原则，无产阶级军事著作开始发展起来。其代表作有《皮蒙特军队的失败》、《德国农民战争》、《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革命的西班牙》、《山地战的今昔》、《步枪史》、《法兰西内战》、《欧洲能否裁军？》等。从20世纪初起，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及国内战争中，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立了关于战争与革命、武装起义和建设工农红军、实行全民战争等学说，从而丰富了无产阶级军事著作的内容。其代表作有《旅顺口的陷落》、《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战争与革命》等。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工农红军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指挥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中，进一步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其代表作有《在俄共( 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摘要》、《关于建立共和国的战斗预备队》、《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论红军的三个特点》等。

中国近代军事著作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兵学受到西方军事理论的严重冲击。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结合中国的军事实践，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揭开了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变革的序幕。魏源编成的《海国图志》，系统论述了中国海防筹划及世界史地等情况。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了具体的海防战略战术，强调“师夷之长技”，即学习西方战舰、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在国内设置造船厂和火器局，自己制造船炮，以巩固中国海防。此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著作开始冲破“闭关锁国”的思想禁锢，对晚清军事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1843年林福祥撰写的《平海心筹》，主要论述了中国近代反侵略作战问题，对增强国人抗敌信心，促进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1884年徐家幹撰写的《洋防说略》，论述了中国近代沿海兵要地理及海防等问题。1896年徐建寅编撰的《兵学新书》，论述了使用西式武器装备进行作战训练的问题。该书在吸收西方军事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军情编撰而成，对改革清军的作战、训练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兵学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中国近代比较重要的军事著作还有刘璞的《将略要论》、姚锡光的《筹海军刍议》和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等。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著作主要有蒋百里的《国防论》以及杨杰的《国防新论》等，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防建设的客观规律。

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军事著作，并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性的著作有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周恩来的《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朱德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刘伯承的《论游击战与运动战》，陈毅的《论建军工作》，叶剑英的《叶剑英抗战言论集》等。

现代军事著作 现代军事著作是随着以美国、苏联为首的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及冷战结束后发生的一系列局部战争的背景下发展和变化的。在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军事实践活动愈来愈复杂，以往以个体为中心创作军事著作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军事实践对军事理论的需要，国家和军事部门开始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军事理论研究。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分化趋势的增快，军事理论研究也在综合、分化中向前发展，军事著作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外国现代军事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核技术、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和激光技术等为主的高新技术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的各个领域，核武器、导弹武器等开始装备部队，战争的样式和作战手段发生改变，作战理论和国防、军队建设理论发生变革，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军事著作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核武器的出现与应用给军事领域带来巨大变化，探讨核战争理论和核武器发展与应用成为这一时期军事著作的主题。代表作有美国B.布罗迪的《绝对武器——原子力量与世界秩序》、M.D.泰勒的《音调不定的号角》、C.J.希奇和R.N.麦基因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E.特勒的《广岛的遗产》，苏联V.D.索科洛夫斯基的《军事战略》，法国M.费尔当的《空间战争——武器与新技术》等。这些军事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核武器的发展应用及其对战争造成的影响，全方位探讨了核战争理论和核作战的指导原则。此外，系统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也是这个时期军事著作的另一重要内容。代表作有苏联S.M.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英国W.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J.F.C.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军事著作由于研究内容涉及广泛，作者队伍构成开始发生变化，改变了以往军人为主的局面，一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科学家以及某些民间学术机构，也纷纷参与到军事著作的编撰工作中来。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现代战争呈现出新的特点，世界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各自的军事战略。军事著作主要侧重于探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客观规律及指导原则，以及新战争形态下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方针与原则等方面的内容。代表作有美国的《高技术战争》、《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高科技与新军事革命》，俄罗斯的《假如明天战争来临》、《超越核战争》、《第六代战争》、《21世纪战争》等。与此同时，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显示了信息技术对军事领域的巨大影响，世界各国军事理论家的研究重点转到信息化战争以及国防信息化建设的方向上来，推出了一批反映信息战争和国防信息化建设的军事著作。代表作有美国的《决战信息时代》、《计算机战2.0——神话，神秘与现实》、《数字化战争——来自前线的观点》、《信息时代的战争法则》等。

中国现代军事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主要翻译了一批苏军的军事著作、条令条例和有关资料，并根据部队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编写了人民解放军部分基础性的规章制度和教范，研究和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开展了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研究等。代表性军事著作有毛泽东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训词》、《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周恩来的《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朱德的《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建设海军，保卫海防》、《实行义务兵役制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大事情》等。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代表性军事著作有《军队整顿的任务》、《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江泽民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洞察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和世界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思考，形成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代表性军事著作有《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关于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贯彻科技强军战略，推进军队质量建设》、《机械化和信息化是我军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等。胡锦涛坚持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思考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形成了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代表性军事著作有《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坚决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大力加强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习近平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要论述。代表性军事著作有《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高我军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关于战争指导问题》、《加快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坚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人员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方针，积极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从理论高度上回答了国防建设和未来作战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推出了一大批有重要价值的军事著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等研究方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列宁军事文集》、《斯大林军事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邓小平军事文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原理》、《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理论研究》、《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理论的崭新篇章》、《改革开放三十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研究》等著作。同时，还整理出版了30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军事著作，如《周恩来军事文选》、《朱德军事文选》等。在军事思想、战略、作战、国防建设、军事工作等方面，出版了《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事运筹学》、《军事管理学》、《军事科学概论》、《国家军制学》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军事后勤、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军事法、国际军事等方面，出版了《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军事装备学》、《军事技术论纲要》、《军事法学》、《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等。在军事历史方面，出版了《中国军事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在军事人物方面，出版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及元帅传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等。在军事环境方面，出版了《军事地理学》、《军事测绘学》、《军事气象学》等著作。在军事工具书方面，编纂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 军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用主题词表》等。

军事著作的发展趋势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促使世界新军事革命向更深层次发展，战争与国防建设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军事著作的著述内容、著述重点和著述手段也将呈现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

著述内容将更加广泛和全面 科学技术和军事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军事的内涵。战争空间已从陆地、海洋、空中扩展到太空和网络电磁空间；交战双方不仅强调综合应用各种科学技术的成就，而且强调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种手段来达成战争目的。这些深刻变化，决定了军事活动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自然、地理等其他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军事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已不能单靠某一学科或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必须依据和参考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因此，军事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将会越来越宽广，其著述内容也将更加深刻和全面。

著述重点将更加突出和集中 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不断深入推进的形势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的各个领域，对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战争形态和军事理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为满足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世界各国军事理论界将更加注重研究信息化战争特点与规律，以及这些特点与规律对战争指导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军事理论工作者的著述重点必将进一步聚焦军队信息化建设，尤其是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以及信息化作战理论等方面，与此相关的军事著作将会大量涌现。

著述手段将更加科学和先进 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出版技术的飞速发展，军事著作的编纂模式、载体形式及传播方式业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未来军事理论工作者除了继续使用传统著述手段外，将会进一步突破地域、时段的限制，更加充分利用网络传播快捷、覆盖宽泛的优势，使用构筑于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资源库，运用各类检索工具，广泛搜寻最新资料，密切关注学术前沿研究动态，以敏锐眼光捕捉信息，以专业思维解读信息，以独到手法整合信息，同时加强与各类专业机构的合作，及时吸纳和传输各种新的军事知识内容，更好地发挥军事著作的功能与作用。军事著作著述手段体现出的信息网络强大推动作用将更加明显，数字化和网络化趋势将会进一步突出。